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内容是关于金银器的疯狂时代。隋唐五代金银器，自20世纪50年代起屡有出土，直到70年代以后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江苏丹徒丁卯桥、陕西扶风法门寺三次大发现，才真正揭示出唐代金银器的真实面貌。西安南郊何家村发掘出两瓮唐代窖藏文物，200多件金银器皿使人们眼界大开，按用途可分为食器、饮器、盥洗器、药具、杂器和饰件，制作工艺多以捶揲成形，配以掐丝、铆焊、鎏金等，是过去从未见过的出土数量多、制作精的唐代金银器物，其精湛的工艺、优美的造型、华丽的纹样，展示出唐代金银器制作的崭新风貌和高度成就。
何家村遗宝中带明确纪年、时代晚的是刻有“开元十九年(731年)庸调”字样的银饼。江苏丹徒丁卵桥的银器窖藏出土银器近千件，包括烹调器、盛器、食器饮器和饰件等。绝大多数器物上都刻有“力士”二字，器物的形制、纹样表明它们是中晚唐时期的制品。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金银器121件(组)，器皿类包括盆、盒、波罗子羹碗、碟、香炉、香囊、茶具、钵盂、瓶，还有菩萨像、宝函、如意、芙蕖钵盂等。
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仅容器类就几乎超过以前所知唐代金银器皿数量的总和，埋藏时间应在公元8世纪中叶或略偏晚，展示了唐代前期金银器的整体面貌。江苏丹徒丁卯桥和陕西扶风法门寺的发现代表了唐代后期金银器风格，不仅建立起唐代金银器的完整序列，还反映了南方和北方的地区差异。
过去探讨唐代手工业制品，经常以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收藏的珍宝为资料，因为那些物品中有许多是当时遣唐使、留学生、僧人等从中国带到日本的唐代精品。何家村遗宝的发现使这一状况得以改变，而法门寺的发现也填补了这项空白。东大寺正仓院珍宝的来源主要是日本天平胜宝八年(756年)光明皇太后奉献的圣武天皇生前的宝物，部分藏品有入藏时留下的“国家珍宝账”等献物账。法门寺地宫内的宝物多来自皇室，咸通十五年(874年)镌刻的“应从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账”石刻记载着奉献的理由，物品的来源，器物的名称、数量、尺寸、质地、形状和特征。两批宝物和当时的记录分别代表了唐代前后期手工业产品，相得益彰地勾画出唐代手工业发展的轨迹。
金银器制作是唐代各种手工业中具代表性的行业，造型、纹样囊括了其他材质器物的主要特征。除了何家村、丁卯桥、法门寺三批重大发现，其他窖藏、墓葬、寺院遗址中的金银器，在隋唐、五代也明显增多。隋代李静训墓随葬金银器20余件。西安和平门外唐代居住址出土7件鎏金银茶托，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窖藏发现16件银器皿，西安东郊沙坡村窖藏出土15件银器皿，江苏扬州三元路西金银器窖藏则出土大量金银首饰，浙江长兴下莘桥窖藏出土100余件银器。河南偃师杏园唐墓、陕西西安东郊西北国棉五厂唐墓、浙江临安明堂山水邱氏墓、洛阳齐国太夫人墓都出土有金银器。五代十国时期的金银器也发现一些，四川成都前蜀王建永陵、浙江临安板桥吴越国吴氏墓和杭州雷峰塔都出土有银器。
这个阶段的金银器发现以窖藏出土为主，墓葬随葬品次之，也有塔基内出土的贡纳品。目前唐代金银器皿的发现状况是，公元8世纪中叶以前的制品主要出土于北方中原地区，能够确定的南方地区的遗物很少。公元8世纪中叶以后的制品出土于南方的数量大增。这些金银器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器物的形制，直接关系到人们的起居生活、风俗习惯；器物的装饰，反映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金银器的发展演变，不仅宏观地展示了唐代中国物质文化的历史，也涉及政治经济军事背景、社会的兴衰以及与外来文明的关系。
唐代金银器皿类的大量出现有多种原因。首先是唐朝经济发展以及管理机制的变化使唐代金银器制作的原料得到保证。《新唐书·地理志》载：唐代产、贡金的府州73处，产、贡银的府州68处。采矿的经营分官府和私人两大系统，允许私人采矿是唐朝的基本政策。政府鼓励民间开采金银，并从税收中获益，促进了金银矿业的开发，金银产量之高前所未有。
伊阳的一个银矿每年交税银就达千两之多，不少州府固定要交纳金银，也可以用银来代替其他税收。当时的银矿有的蕴藏很丰富，河南的桐柏围山城的银矿就有唐代至清代采掘的遗址。唐代银器经过测定的纯度都很高，一般在98%以上，可见唐代银的冶炼技术十分先进。政府征收金银时，一般用浇铸和锻造方法制成一定的形状，如铤、板、饼、锭等。西安市北郊八府庄出土一件银铤，呈长方形的板状，一面刻“专知诸道铸钱使兵部侍郎兼御使中丞臣杨国忠进”，另一面刻“中散大夫使持节信安郡诸军事检校信安郡太守上柱国尉迟严信安郡专知山官承议郎行录事参军智庭上天宝十载正月日税山银一铤五十两”。
山西平鲁出土的金铤，有长条形、长方形和长饼形，其中长条形金铤刻有“金贰拾两铤专知官长员外同正”字样。何家村窖藏也出土很多银板、银饼等。从西安南郊出土的一件银铤所刻“打作匠臣杨存实作下作残银”可以看出，进入官府的普通银还会进行再次加工。
